这不是标题党，这是今天路sir给大家分享的书《在暗室中》。

作者是普利策奖得主、女性主义作家苏珊·法吕迪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本书是作者父亲变性的真实故事，该书在2016年被《纽约时报》评选为年度十大好书之一。

苏珊的父亲已经离家多年，某天苏珊收到父亲的邮件，要她去匈牙利看望他。但这次访亲不同寻常，76岁的父亲竟然做了变性手术，变成了一个女人！

在与父亲相处的日子当中，苏珊发现了父亲讳莫如深的过去，一段匈牙利犹太人的黑暗历史……

1.76岁的父亲做了变性手术

我的父亲名叫斯蒂芬，是一个脾气暴烈的中年男子，一个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人。

小时候，父母离婚，父亲一个人搬去了曼哈顿。1989年东欧剧变以后，父亲回到了他的故乡——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。

我与父亲阔别了二十多年，几乎没有联系，直到2004年，我收到一封父亲的邮件，主题为“改变”。

“亲爱的苏珊，我有一个很有趣的消息要告诉你。我已经下定决心，我再也不要过这种假装自己是个大男人的生活了。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富有侵略性的男人。”

邮件的署名“斯蒂芬妮”，并附上一张照片：她身穿一件水蓝色的女式短衫，领子上还镶着两条温柔的荷叶边。

在2004年，我的父亲已经76岁了。

在本该颐享天年的时候，他竟然飞去泰国做了变性手术，冒着生命危险，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女人！

一个脾气暴烈的大男人，为什么要做变性手术？对于父亲，我完全是陌生的。他是一个在暗室中工作的摄影师，平日也很少社交。周围的人不了解他，他也拒绝别人去理解他。

为了解答心中的疑惑，我决定去看望父亲。我是个女性主义作家，自认有着最开放的性别观念。

可是，当我看到父亲的那一刻，我竟然吃惊得说不出话来。

2.沉醉于新性别的父亲

在机场，我遇到了阔别多年的父亲。

她的头发染成了棕红色，身上套一件红色编织毛衣，一条灰色法兰绒裙子，脚上蹬一双白色高跟鞋，还戴了一对女人味十足的珍珠耳环。

只是她脸上那种紧张的笑容还和以前一样。虽然一身的女人装扮，但父亲走起路来还是大摇大摆，像个男人。

我们交换了一个尴尬的拥抱。我感到父亲的胸部压在我身上。后来她骄傲地告诉我，她胸部的尺寸是48C。

那不是真的胸部，我不自觉地想着，随即立马又为自己的这个想法感到无比羞耻。有着硅胶胸部的“真”女人还不够多吗？我什么时候变成一个性别上的本质主义者了？

父亲一直在跟我炫耀她的女性身份。

父亲兴奋地说：

“我现在是斯蒂芬妮，或者叫我斯蒂菲。我现在是一个女士了！每个人都对我特别好，男人们必须帮助我，我都不需要动一个手指头。苏珊，你总是写女人是多么弱势，要遭受很多不公平，可当我变成女人的时候，我得到的都是好处。”

“苏珊，你看我穿哪条裙子更好看？”父亲拿着两条裙子在镜子面前比划。

“别害羞，大家都是女人，我又不会吃了你！”父亲当着我的面换衣服。

父亲似乎急于展示她女性的一面，她的女性身体，她的衣服和化妆品，她想象中的女性魅力。

她会突然跑到我的房间，假装把丝袜忘在这里了，或者让我帮她穿裙子，以此展现她的身体。

她要求我晚上睡觉时不要锁门，因为她想要“像一个正常的女人那样被对待”，想要“可以不穿衣服在房间里自在地走来走去”。

在白天没事的时候，她便向我展示她电脑上存的照片，大多是她将自己的脸合成到某个女人的身体上。

我注意到父亲的电脑上还存着一些变性人指导手册，它们教你如何一步一步，从一个男人变成一个完全的女人。

3. 一段黑暗的大屠杀历史

我知道父亲和一个叫做伊隆卡的女人很暧昧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性别和性向没有因果关系，父亲变成了一个女人，并不意味着她一定会喜欢男人。我提出我们三个人一起在城里逛逛。

那天父亲的心情不错，我下定决心，有意将她们往那座公寓的方向引过去。

参观公寓的时候，我注意到父亲仔细地查看公寓的每个角落，可是又嚷着要走。

“看看他们对这座房子做了什么，”她突然看见了什么，停下来说，“这儿本来有很漂亮的马赛克地砖……看！他们把每一块砖都偷走了！”她的情绪忽然波动起来，“不看了，我们走吧。”

“就不能再待一会儿吗？”我抗议道。

“是我把你带过来的，你已经看过了。够了。”她的声音里是喷涌而出的怒气。

“我早就告诉过你，他们没有权利拥有这座房子……我才是房子的主人……我早就告诉过你。可你从来不打算帮我拿回这座房子。”她吼出这几句话，夺门而出。

那座房子到底藏着什么无法触碰的回忆？

父亲对我说过那座房子的历史：

它过去是一座十分气派的双层豪宅，属于我的祖父母，本该由我的父亲继承，可是却在二战期间被与纳粹联合的匈牙利政府强占。

后来到了共产主义时期，房子被国有化，在经历东欧剧变之后又被转手卖给了别人，成为了私有财产。

而我的父亲在二战以后逃离了匈牙利，在美国成家立业，换了新的名字。当他回到匈牙利时，才发现这座房子已经永远不属于他了。

但这一切仅仅是房产所有权那么简单吗？我隐隐地感到，那座房子似乎也代表着父亲不愿意面对的过去。

我想，这要从犹太民族在匈牙利的历史说起。

一位19世纪的匈牙利诗人曾经这样写道：“终于啊，噢，犹太人，你的时候到了。终于啊，你也有了一个祖国……”

那是在1895年，匈牙利颁布了一项“承认法案”，第一次将犹太教列为一个被匈牙利“承认了的”宗教。

当时的匈牙利贵族开始扶持犹太布尔乔亚的崛起，因为那时匈牙利的社会阶层是一个中空的状态：

上层阶级由贵族与乡绅组成，下层阶级是清一色的匈牙利农民。

要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，犹太人成了匈牙利最好的选择。

而犹太人这个历史上一直被边缘化的群体，在得到匈牙利国家的认可之后，迫不及待地展开了同化运动。

有一次我问父亲，融入匈牙利社会对犹太人来说是不是很困难的事情？

父亲用过去流行的一首歌回答了我，唱完了，父亲满不在乎地对我说，“我适应得特别好，完全没有问题。”

但，真的是这样吗？

没错，匈牙利犹太人一度急于向人们证明，他们不是犹太人，是匈牙利人，而且要像我父亲说的那样，是“彻头彻尾的匈牙利人”。

可要成为一个“彻头彻尾的匈牙利人”，犹太人必须抹去所有犹太文化留在他们身上的痕迹，“修正”他们的犹太性，还要证明他们对匈牙利的热爱与忠诚。

不仅如此，匈牙利的犹太人还要面对最恶毒的排犹主义。

一战以后，匈牙利人开始将战后国内的混乱局面归咎于犹太人。希特勒上台后，匈牙利成为了屠杀犹太人最多的国家之一。

从1944年5月15日开始，平均每天有12000多个犹太人被匈牙利警察押进牛车。

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，40多万匈牙利犹太人被装在147辆火车里，送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。

那么，父亲究竟是怎么幸存下来的呢？我想到父亲曾经告诉我，他是通过躲在布达佩斯皇家大饭店的楼梯间里才逃过一次死劫。

但父亲总是下意识地、几乎有些强迫症地否认，“我长得一点都不像犹太人。”

我并没有拆穿这个自欺欺人的谎言。

正如我也没有告诉父亲，他过去一直是一个“富有侵略性”的大男人。事实上，我的父亲有着一张非常“犹太人”的脸。

4.身份的认同是什么？

我曾经问过父亲：“你适应做一个女人了吗？”

父亲告诉我：“给我五分钟，我能适应任何变化！你必须适应新的改变，抛弃旧的习惯，否则就会迷失在那种没有自我归属感的焦虑当中。”

那么，什么是自我归属感呢？

我成长于二战之后的美国，那是一个人人都喊着要寻找自我的年代。

但是，“自我”是什么？

如果有人让我说明我的“身份”，我想我会在国籍与职业之外选择这样说：我是一个女人，也是一个犹太人。

但细细一想，我开始怀疑这种说法是不是站得住脚。

我在性别上是一个女人，可我不做大部分传统女性做的事情：

我没有孩子，人到中年才和男友结婚，从来不是什么家庭主妇，也不想过传统女人过的主妇生活。

我在种族上是一个犹太人，可我对犹太人的文化知之甚少，也根本不懂希伯来语。

所以，“身份”究竟是由一个人的自我塑造出来的，还是和一个人的基因有关，和一个人成长的家庭、种族、宗教、文化、历史的因素有关呢？

换句话说，自我身份和社会身份是可以分别独立看待的吗？自我身份是一个可以选择的东西，还是一个与社会因素相关，一种避无可避的东西呢？两者的边界到底在哪里？

我似乎在我父亲身上看到了某种答案。

身份既是固定的，也是流动的。

我的父亲选择不做一个男人，不做一个犹太人，尽管他曾经是一个典型的大男人，也是个典型的犹太人。

在她成为斯蒂芬妮以后，她的身上仍然有着斯蒂芬的过去，可此时此刻，她是完整的斯蒂芬妮。

很多保守人士认为，变性后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，而是变态的男人。

其实早在1919年，德国的性学家赫希菲尔德就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：每个人都是不同程度上的双性恋，也是不同程度上的双重性别。

性别无法被粗暴地概括为男性与女性这样抽象又对立的大类别，性别是流动的。

性别是流动的，身份也是流动的。我想我的父亲，斯蒂芬妮，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。

2015年，父亲在布达佩斯病逝。当我赶到医院的时候，护士交给了我一份她留下来的礼物。

我看到父亲的遗体从女士病房里送出来。父亲是作为一个女人死去的，我想到，这对她或许多少是一种安慰。

我打开手心，看到了父亲留给我的礼物——那是她最爱的珍珠耳环，在太阳底下闪着洁白的光。

特约撰稿人：刘芷丞，四川大学传播学硕士

编辑：莉莉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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